作為多效能建筑，現代書院是講授空間、學術空間、躲書空間、刻書空間、祭奠空間。此外，書院也是文學空間，它和販子、村落、寺廟、官廳、幕府、棘闈、旅途等場合，配合構成了文學世界的多樣圖景。
作為文學空間的書院，其空間概念天然以書院建筑為焦點，同時又不囿于建筑自己。例如，清末王闿運赴江西講學，衡陽船山書院諸生李金戣、張登壽從行，旅途中，師長教師為兩位門生講《詩經》；杭州詁經精舍開辦兩年后，俞樾作《詁經精舍歌》《與客談詁經精舍往事》等詩；袁嘉谷在japan(日本)與昆明經正書院同窗聚首，作《經正書院故人故交游japan(日本)國者十數人，同飲拍照，補作同門錄，題后二首》詩。這些運動產生在書院之外，但在文脈上仍附屬于船山、詁經、經正書院。也就是說，書院的文學空間可以跟著師生的運動而充足延展。從文學空間的范圍來說，由小到年夜，最具典範意義的是景不雅和地區。
書院文學與景不雅空間
書院景不雅不只指內部空間的選址，也包含外部空間的營建。
晚期書院多依傍名山而建。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教學場地峰南麓，岳麓書院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，嵩陽書院背靠嵩山峻山頂顛峰，石鼓書院坐落在衡陽石鼓山上。書院選址依傍名山勝跡，既受現代士人唸書山林風尚的影響，也與器重風水的堪輿不雅念有關。最主要的是，山林闊別喧嘩，利于靜心唸書。南宋朱熹在呈報朝廷的《白鹿洞牒》中說，白鹿洞“四面山川，清邃環合，無販子之喧，有泉石之勝，真群居講學、避難著書之所”。明代胡儼《重建白鹿洞書院記》亦云：“五老峰之下，山水環合，林谷幽深，遠人事而盡塵氛，足以怡情適興，養性唸書。”山林是潛心問學的佳境。
書院依傍山林，最宜吟詠和書寫，詩賦之作由是而富。朱熹建武夷精舍于隱屏峰下，陸游《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》詩云：“師長教師結屋綠巖邊，讀《易》懸知屢盡編。不消采芝驚世俗，恐人謗道是仙人。”張栻掌管城南書院，有《城南雜詠二十首》。朱熹次其韻，作《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》，并跋張詩云：“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，常恨未得往游其間。今讀是詩，便覺風篁水月，往人不遠。”朱、張城南唱和之作，作風附近，明何喬新謂“其詞渾樸戰爭，有盛唐品格”。淳熙間，朱熹在白鹿洞書院作《白鹿洞賦》；嘉定間，張琚、羅思、姚鹿卿等人在流瑜伽教室芳橋旁會講洞學畢，相與歌文公之賦；淳祐間，方岳作《白鹿洞后賦》；明嘉靖間，張純跋《白鹿洞賦》，楊侃刻于石屏。一篇書院賦，流播數百年，完成了經典化。
書院繁華和普及以后，不成能都依傍名山，但選址仍以城市周邊的景致勝地為重要斟酌。如許既便于師生的日常往來，又可延續書院的山林傳統，對于激起寫作才情也多有利益。杭州崇文書院在西湖之濱，《敬修堂詞賦課鈔》是清道光間崇文諸生的詩賦集，浙江巡撫富呢揚阿序稱“多士肄業此中者，吸湖光，飲山淥，于舉業外率工詩古文詞”。湖光山淥利于詩詞歌賦，這好懂得，古來詩人得山河之助者甚多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它能夠還利于舉業文章共享空間。《崇文書院課藝九集》是光緒間崇文諸生的陳腔濫調文集，浙江巡撫葉赫崧駿序云：“崇文依山面湖，舉凡風云幻化，林木幽奇，四時皆有其佳致。諸生游息此中，得乾坤之清氣，發為宇宙之至文，不貌襲先正，而先正之口講指畫，如進其室而承其謦欬。”這里所謂“至文”，指的就是陳腔濫調文。
學術文章也可得山河之助。學海堂位于廣州越秀山麓，是清代漢學書院的代表。《學海堂集》是諸生的學術作品集，阮元序云：“珠江獅海，云濤飛泛于其前；三城萬井，煙靄開闔于其下。茂林暑昃，先來天際之涼；高闌夕風，已生海上之月。”諸生在此山堂，不雅覽潮汐，“登高者賦其所能，不雅瀾者得其為術，息焉游焉，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”。
書院扶植重內部選址，更重外部景不雅的營建。岳麓書院內原有留念“朱張會講”的“飲馬池”，清乾隆間在池上建有草亭，嘉慶間重建，更名“風雩亭”，其得名來自《論語》中的“吾與點也”。“曾點景象”也成為書院的廣泛尋求，一個詳細表示就是著意于建造池亭園圃，以便諸生登眺游息。
風雩亭四周種有柳樹，“柳塘煙曉”即為岳麓書院八景之一。院生俞超有《岳麓八景》詩，將八景融進一首七律：“曉煙低護柳塘寬，桃塢霞烘一色丹。路繞桐陰芳徑別，噴鼻生荷岸晚風摶。泉叫澗并青山曲，魚戲人從碧沼不雅。略坐花墩斜月照，冬林翠繞竹千竿。”不少書院都有相似的系列景不雅。而更多的書院未必有“八景”“十景”之名，但林泉之勝簡直是“標配”。哪怕是地處阛阓的書院，自己往往也是園林勝跡、微型山川，師生可于此中俯仰六合、感念古今。
即便是主意專心唸書、無需游息的人士，也無法完整謝絕園林的吸引力。清代朱一深創立新淦凝秀書院，他擬定的《凝秀書院公約》有“謹收支”一則，稱“昔董仲舒下帷奮發，三年不窺園圃；管寧足不下樓，坐穿一榻，其收視反聽為何如”，故而“諸生既進門墻，自宜鍵戶攻苦，拒絕聞見，品德詩書，其中自有真樂，又奚佚游為也”。以為書中自有真樂，不用把時光用在游覽上。可接上去又說，“余于書院內構一樓，諸生誦讀之暇，或恣不雅眺以陶適其性格，發其奇氣，較之阛阓雜沓，不猶愈乎”。這座樓即靜遠樓，朱氏后來寫了《靜遠樓八景詩》，序云：“樓名靜遠，地頗清佳，水送綠于欞間；攜將風月，山橫青于幾上……署為八景，蓋選勝而尤奇；吟得數章，終圖形而弗肖爾。”八景者，“秀嶺晴嵐”“玉溪環帶”“銀岡煙雨”“楓岡瀑布”“南浦溪聲”“東山松韻”“虹堤夜月”“天柱積雪”。
清代武昌江漢書院山長王心敬曾談及書院的空間design：“凡門前內甬道兩旁、堂前堂后，必廣樹松柏杉槐；于其空閑，又必蒔植諸竹。凡池皆種蓮植芡。一則扶植樹木，使成蔚蔥之不雅，以增書院景象，二則春夏藉竹樹之陰，三則誦讀之余，可玩物適情，以助清逸瀟灑之性耳。私密空間”在他所言書院景不雅的三點意義（審美、遮陰、怡情）之外，還有兩點可以彌補。
其一，書院外部的微型山川，也有啟發文思之用。王同為《紫陽書院課藝九集》作序，稱院中“螺泉，涓潔漣漪，可以狀文思之泉涌也”，“春草池，微波瀠洄，可以暢文機之生趣也”，“垂釣磯、筆架峰，奇石林立，可以狀文氣之突兀也”如此。這是微縮版的“山河之助”。
其二，對于文學講授而言，師生介入園藝之事，與寫作之間具有某種象征性的聯絡接觸。薛時雨主講江寧尊經籍院，烏龍潭因久未清算，茭葑縱橫。于是率諸生清淤，又在潭西蒔植梅竹松柏。薛氏為《尊經籍院五集課藝》作序，簡述此事并告諸生：“今夫蹄涔之水，缺乏以資澆灌也，必往其障，通其流，然后原泉混混，殘餘往而清光來，文之潔凈猶是也；今夫濯濯之山，缺乏以快登眺也，必蔥鬱而綠縟，幽秀而深奧，然后明靚淡冶之態，剎那萬變，文之藻采猶是也。”潭水經疏通而乾淨，山林經扶植而多姿，人介入景不雅之美的構成；文之潔凈和藻采也這般，離不開人的休息支出。由此，諸生可因山林之樂，而知文章之閫奧。
書院文學與地區空間
即使是建于喧嘩販子的書院，也自有其上風。清代杭州紫陽書院無山川之勝，前來肄業考課者卻良多，重要緣由在于地緣方便。許景澄為《紫陽書院課藝五編》所作題識就提到，“院舍天涯廛市，綰轂所湊，肄業之彥，便于居處，視他院為尤盛”。這一點，王同在《紫陽書院課藝九集》序中論述得更為具體，“杭州書院有三，曰敷文，曰崇文，曰紫陽”，“敷文占南山之巔，崇文居西湖之湄，而紫陽則城中而近市，無湖山之美也”，“然（紫陽）城中近市，負笈者便之，故肄業者多。而人才蔚起，弦誦之士，較敷文、崇文為尤盛”。
有興趣思的是，同城的多所書院，由於地位分歧，文風也能夠存在差別。浙江巡撫梅啟照序《敷文書院課藝二集》即論述了這一情形，所謂“肄業于敷文者，其文多深秀峻拔”，而“崇文臨煙波之浩渺，覽花柳之絢鬧，故其文華麗典則”，至于紫陽，“得一丘一壑之勝，山泉云腳，時注于庭，故文輒悠然意遠”。無論是中國現代仍是當今的文學地輿學實際，在“空間范域”的層級分布方面，南邊、南方，關中、江南，或許浙東、浙西，會議室出租姑蘇、揚州，這類微觀的范域遭到較多追蹤關心。梅啟照的闡述挖掘了同城分歧地段書院的文風差別，由此可知清人對于“托地”與“文風”之關系的懂得，曾經到達相當微不雅的地步。
從更廣的空間范圍來講，書院普及以后，山水的意義現實上遭到弱化，書院的條理、效能、輻射力成為書院地緣文明中的重要原因。宋以后地區文學的建構，書院是主要介入者。如白鹿洞書院之于江右文學、岳麓書院之于湖湘文學、學海堂之于嶺南文學、關中書院之于關中文學，又如安慶敬敷書院、桐城桐鄉書院、保定蓮池書院與桐城文派，以及甬上證人書院與浙東文派等等，皆是書院與地區文學互動的顯例。
介入地區文學的建構，起首在于書院推尊鄉賢，以示文脈傳承。許宗彥給杭州《詁經精舍文集》作序，稱道黃宗羲、萬斯同、全祖看等學者，以及朱彝尊、姜宸英、查慎行等詩家古文家，都是浙江一省之名家；朱珔序姑蘇《正誼書院小課》，羅列蘇城惠氏、昆山顧炎武、吳江朱鶴齡、常熟嚴虞惇等，皆為姑蘇一府之鴻儒。這些屬于晚近鄉賢。而阮元序廣州《學海堂集》，稱“嶺南學術，首開兩漢。著作始于孝元，治經肇于黃、董”；王祖源序成都《尊經籍院初集》，謂“蜀學之興，肇端文翁”，則不囿于本朝名人，直上溯漢唐。這般這般，一路歸納，建構起一地連綿不停的文脈。推薦鄉賢，無論是本朝的仍是現代的，對于書院諸生而言，都有一種親近感與鼓勵感化。
介入地區文學的建構，其次在于師生在書院講授中經由過程批評先哲，書寫處所文學史。武昌《盡心書院續集》收錄朱楙春所撰《敘楚國先賢》，該文以主客問答的情勢，追述楚地卓有成績的先賢，此中詞翰之學包含屈原、宋玉、黃噴鼻、劉珍等。又有雷以震所撰《擬輯〈湖北詩征〉序例》，稱屈原為“萬世祖師”，而后順次闡述宋玉、景差、庾信、杜甫、孟浩然、潘年夜臨、三袁、鐘惺等人，可謂“湖北詩史”。黃州經古書院的《黃州課士錄》中有《論黃州詩盡句》134首，觸及宋至清代的90多位黃州詩人，包含宋潘年夜臨等四人、明董樸等四十三人、清顧景星等近四十人，可作“黃州詩史”來讀。山長擬定、生徒寫作這類標題，不只可以拓展對處所文學的認知，並且有助于扶植賡續文明命根子的任務感。
介入地區文學的建構，還在于在書院講授中將處所風景融進考課標題，借以扶植鄉邦情懷。這里的處所風景有天然的，也有人文的。如廣州《學海堂集》中的《和方孚若〈南海百詠〉》《春日訪南園故址》《擬元人〈十臺〉詩詠粵東十臺》《嶺南荔枝詞》，上海《云間書院古學課藝》中的《顧亭湖懷古》《擬建陳夏二公祠碑文》《三高祠銘》，寧波《浙東課士錄》中的《四明山賦》《月湖賦》《招寶山看海賦》《擬遺愛祠碑記》《擬后樂土記》《海曙樓賦》，成都《尊經籍院初集》中的《成都覽古詩》《擬請祀峨眉山神奏》《巫山神女祠碑銘》等。武昌《盡心書院續集》中有一篇《湖北地圖山水頌》，作者陳則汪贊美湖北山水“宿應翼軫，富甲西北”“險可御強，澤及無涘”，這種生于斯土的驕傲感具有廣泛性。
作為地區文學的一個空間，書院最主要的價值在于即便遭遇災亂，只需基礎還在，就能恢復元氣、賡續文脈的精力。汗青上，書院曾屢次遭受災亂。例如元末戰亂，白鹿洞、岳麓等有名書院皆遭傾覆；明末禁毀令下，全國書院橫罹沒頂之災。盡管這般，時光或長或短，書院終能恢復元氣，另起爐灶。緣由有多個方面，此中要害一點在于文明基礎未斷。清咸豐間西北地域迭遭兵燹，書院毀損極為嚴重。同治以后漸次興復，書院重現昔時“喁喁向學”之貌。薛時雨掌教江寧尊經籍院，感歎“曾未五年，而金陵文物，稱重西北”。常州知府譚鈞培為《毗陵書院課藝》作序，稱“其才思橫溢、看法開闢者，頗不乏人，于是知後人之流風余韻為未泯也”。所謂“後人之流風余韻”，重要說的是書院所建構的地區文明命根子。
從景不雅空間到地區空間，書院在文學史上的意義由此凸顯。詳細而言，文學史上遭到追蹤關心的，多為處于“完成時”的作家作品，而書院則是作家生長“停止時”的空間。無論是景不雅空間與寫作思想，抑或是地區空間與鄉邦情懷，都與書院的講授效能親密相干。山長示范和領導文學，諸生進修和體驗文學，書院是一個可親、可感、可觸、可悟的文學講授空間。
（作者：魯小俊，系國度社科基金嚴重項目“中國歷代書院文學運動紀年史”首席專家、武漢年夜學傳授）